新华社湖北分社、湖北日报社成立旧址——陡山新街蒲溪庙

1984年7月下旬，我们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委托，访问了七十八岁高龄的季冰老人，要求他谈谈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以及在解放前支援新四军五师和我党地方武装的情况。

老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爽朗地笑了，并对我们亲切地谈了下列情况。

老人是土生土长的花园人。早在大革命年期，他在武昌一中念书时，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参加贺龙师长领导的中央独立师当“学生兵”。

当老人谈到这件往事时，不胜感慨地说：“我是一个独生子，家中富有，我那经商的父亲，是不同意我当‘学生兵’的，他希望我回去继承他的衣钵，发家致富。因此，我刚当了三个月的‘学生兵’，父亲就四处寻找，最后找到孝感县党部（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和县农民协会联合去函，把我要回了花园。我回花园后，继续担任了孝感县儿童团副团长。刻钢板、发传单、搞宣传，协助蔡绍禧带领的‘锄奸团’搞锄奸……刚刚两个月，国共分裂，国民党夏斗寅的队伍就开到了孝感。”老人讲到这里的时候，声音低沉了下来。显然，这段回忆，勾起了他的悲愤之情。

接着，老人又愤愤地讲起来，1928年，王店民团团总徐君弼带着队伍倾巢出动，妄图一举消灭在卫店一带活动的‘红色赤卫队’（‘赤卫队’对外称‘红学会’，对内是‘红色赤卫队’）。我“红色赤卫队”战士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当场打死了民团团总徐均弼，并收缴了他们的枪支弹药。

这件事发生后，国民党胡宗铎带着队伍进驻花园，扬言把卫店东南、花园大桥以北杀光、烧光，鸡犬不留。同年，我离开花园到了河南漯河，在父亲经营的粮站当出纳，暂时隐蔽下来。

这期间，孝感县农民协会领导蔡绍禧同志也从花园到了漯河；安陆的特派员丁超群同志在汉口岱家山教书呆不下去，又回花园教书……这些，都是我想办法把他们安排掩护下来的。

湖北省党政军诞生地——花园孙家畈

老人讲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不禁问：“您凭什么能这样干呢？”

老人饶有风趣地说：“那时，我在花园的经济实力很雄厚，房子大，家里有厨师，还备有麻将、六个灯的收音机、进口的留声机……当时国民党在花园的军政头目常到我家里来。没有吃饭，我安排厨师做好吃的给他们吃；打麻将没有钱，我叫账房给钱他们；想听听收音机，唱唱留声机，随他们的便。这样，就把他们吸引到我家里来了。当时，常来我家的，有八十二师的师参谋长朱旭东和团长朱汉涛，有省保安团二团团长管兴源、三团团长胡协南，以及花园区区长刘国华、张又新。”

老人的谈话，形象地把当时的情景再现了出来。

花园火车站

当我们把话题转到抗日战争时期怎样为新四军购买西药和枪支的配件时，季老沉思了一会儿，又娓娓地谈了起来。

“1938年，武汉沦陷后，我们全家逃往武汉。我和别人合资在汉正街沈家庙开了一个‘同丰参号’；在汉正街流通巷开了一个‘裕康祥匹头号’；在友谊街新成里开了一个当铺‘同济典’，并担任手饰保管。

有一天，我的一位在新四军被服厂当厂长的叔伯弟弟季泽生跑汉口找到我，要我为新四军的伤员买一些药品(西药)，为新四军的兵工厂买一些小五金，如铜簧、小型钢材，运回去，做修理枪支的零配件。并郑重地说，是许金彪和杨文忠同志(五师后勤部长)派他来找我的。

我接受任务后，便积极活动起来。买这些东西并不难，主要是运输途中，很难通过日本鬼子的各种检查。在这问题上，我花了一些心事。别看日本鬼子耀武扬威看起来很神气，其实，有些鬼子，他们很小气，贪小利，请他们吃餐饭，喝点啤酒，给些零花钱，他们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能再找一两个日本歌伎为他们唱唱歌，跳跳舞，他们就更高兴了。你叫他干啥，他都听你的。我们就是利用他们的这一点，找几个贪图小利的鬼子，为我们运走买好的药品、小五金以及其他军需用品的。一般的情况，就是按货物价的百分之三十付给他们运费，再请他们吃喝玩耍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运送物品的工具，一般是汽车。那几个我打点好的日本鬼子，先到装货和卸货地点侦察好，再用车子把货物拉出来，拉到指定的地点，卸了货就走。他是不管你有没有人接应的。这就要求运货前，把头接准，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运到，都要很准确，这样才不会出差错。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运送六桶凡士林。凡士林是我亲自从德国‘孔士洋行’的仓库里买出来的。我叫几个小鬼子开车从洋行仓库把货拉出来时，几个伪警察跑了过来，我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想敲竹杠，但我知道他们是不敢惹日本鬼子的。因此，他们开口问装的什么东西？我马上说：‘你们去问“老东”(对日本鬼子的戏称)。’真灵，我这样一说，几个‘黑狗’(警察穿的黑衣)便不再吱声了。于是货物顺利地运了出来。车子一开到横店，‘小鬼子’将凡士林卸下车就把车开走了。这一次，因为接收货物的人员来迟了一步，六桶凡士林被人强行搬走了一桶。

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需要人押车的，只需把头接好。如果要人押运，押车的人就化装成‘苦力’(为日本人当差役的中国人)，就可以顺利通行。

有时，我们同花园的日军‘苦力’挂钩，把货运到花园后，再设法运走。一般是利用这些‘苦力’去汉口为日军运货时，由‘苦力’来我这里接好头，先把货运到江汉路的所谓‘模范区’(即日军军事区，区里不住老百姓，日军的军需仓库设在这里)，和日军要运走的货混在一起运回花园，卸在日本人的马场(即日军后勤处，地点在今‘孝感二中’和‘汽车站’)，到了晚上，就可以运走了。

湖北省汽车站旧址——花园镇胜利路

另一种方法是从水路运。为了安全，我把买好的药品、小五金，装在白铁罐(盒)再用锡密封好，放在大粪桶里，由挑粪工人挑到运粪的船上运出去。物资运到姑嫂树，该地的一位小学校长(忘了名字)负责运走，有时就在江边找一只小划子，把物资运到黄陂五通口，送到接货人手里。

在日本人的鼻子底下，怎么能这样顺利而安全地把西药、小五金和其他军需品运至新四军手里？一是利用日军的爪牙为我们办事，我讲过，只要给一点甜头他们尝尝，就可以达到目的。日军不是铁板一块，一部分士兵是可以利用的。所以给新四军运送物资，瞒过了日本宪兵就行了。因此，我常常利用小鬼子和‘苦力’为我们运送物资，货一装上车，用油布一盖，再把旗子插上去，几个日本鬼子往车上一坐，过了岱家山就没人过问了。这样运货既安全又省事。二是我当时在汉口经营的‘同丰参号’‘裕康祥匹头号’‘同济典’，资金约500两黄金。我可以凭借经济实力随意在汉口市场上购买新四军需要的物品。

我还记得，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我到季店去了一趟，许金彪同志不在家，出差去了，新四军五师的后勤部长杨文忠同志热情接待了我。在那里我待了好几天。当时部队需要一部十个门子的电话总机，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奔赴汉口，迅速给五师买了一部电话总机。(1938年我曾将自己的一台‘六灯交流收音机’送给五师，被改装为一部收发报机)。

从1938年至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我先后为新四军五师购买药品、小五金和其他军需物资达二十余次，不论是买，还是运，都没有出过大的差错。因此，五师的许金彪和杨文忠同志是很放心，很满意的。”

季老的声音铿锵有力，眼睛炯炯有神，精气神十足，完全不像是快八十高龄的老人。我想，大概是因为回忆起国土沦陷时，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老人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军采购运送军用物资的峥嵘岁月，虽然时隔数十年，依然让老人热血沸腾。

接着，我们把话题又转到中原突围时，季老掩护干部和干部家属的情形。老人回忆当时的情况说：“1946年春，中原突围的前夕，许金彪同志派季泽生、季泽耀(他们是我的叔伯弟兄，季泽生是被服厂长，同时还是警卫团供销社社长)送信给我，说有几个干部和干部家属需要我转移并掩护下来。我马上给老许回信，要在突围前把人送来，这样，时间充足些，转移、护送、掩蔽就安全一些。许金彪同志按我的建议，分三批把要掩蔽下来的干部和部分家属送到我这里来了。第一批有4个人。那是1946年2月，季泽生和黄武(挑夫，也是税收人员)两人带着老许同志的儿子和姑娘来了。我立刻安排我老伴邵玉珍亲自护送他们到商水县巴村邵家庄邵皎家(我老伴的娘家)住了下来。

第二批有2人(时间距上次约两个月)。这两个同志是田训愚(新五师手枪队战士)和另一个同志。

第三批只有许金彪同志的爱人胡英同志一人，时间大约是1946年6月。胡英同志在卫店武家河田行鹏(国民党转业军官)家里被敌人发现后，敌人跟踪追捕，情况十分危急。胡英同志连夜逃到肖家港火车站，化装成一个农村老大娘，坐上拉煤的火车到了漯河，在我家隐蔽起来。生活起居，由玉珍陪伴照料。

接着，又有武长庆(解放后在丹江水利局工作)、张占威(解放后住孝感城关新华街)等同志先后来到漯河我的家里，由我负责掩护、转移。

前后共十一个人住在我家，虽然都改名换姓(改姓季)，但仍引起了当地保长的怀疑。于是，我又将他们转移到翟庄。同时，在漯河车站老街口租了两间房子开了一个杂货铺，把几个男同志安排进去做店员。这样一疏散，就一直安全地隐蔽到1948年春天，由季泽先同志分别护送他们回到了革命根据地——大洪山。”

花园铁路南大桥

季老谈到这里，高兴地笑了。

在结束这次访问的时候，老人还向我介绍了他自己解放初和解放后经历的几件事。

1949年春，花园已经解放了，湖北省委、省财政厅给了季老一笔钱，作为解战争时期在漯河掩护革命干部和干部家属生活费，季老谢绝了。季老认为，这是他应该做的事。

1949年5月20日，省委、省政府、湖北军区在花园孙家畈成立，省交通厅买了季老的一栋房子做汽车站。这笔钱是分三年付清的。

1952年，花园镇修建中学校舍，需征用一部分居民的土地。当时有二十多户居民的土地被征用，季老有二亩半土地和一口水塘也在征用之列。花园镇党委和学校召开座谈会(到会二十多人)，洽商征用土地的价格问题。季冰在会上首先发言，无偿地把自己的二亩半土地和水塘捐给了学校，作为基建用地，为培养造就国家建设人才作出了实际贡献。

花园镇中学南门

季老在党的统一战线指引下，做了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但他认为这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最后，季老无限深情地说:“我没有为党做什么，倒是应该衷心地感激党。如果没有党，没有新中国，像我这样家庭的子女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多半会成为纨绔子弟。现在，我的七个儿子都在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建功立业。”季老有10个孩子，7男3女，全都有自己的工作，有的在武昌车辆厂，有的在长航，有的在太原，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孝感，有工人，有技术人员，还有当副教授的……

现在，季老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仍关心国家大事，家乡发展，关心祖国统一大业，积极参加政协各项活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余热。